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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       孝文化起源于原始社會父系氏族公社時期。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》一書中說:隨著“對偶婚”的出現,“給家庭增加了一個新的因素,除了生身的母親之外,它又確立了確實的父親”。以后,“對偶婚進一步發展為一夫一妻制”。這是人類真正脫離野蠻狀態,走向文明時代的關鍵性一步?!吨芏Y》上說:“有夫有妻,然后為家”。這種家庭,既是生活單位,也是生產單位,共同的相依為命的生產和生活,將全家人聯為一體。這樣一來,親情關系穩固了,自然也就有了輩分、身份和稱謂。恩格斯對此特作說明:“父親、子女、兄弟、姊妹等稱謂并不是簡單的榮譽稱號,而是一種只有完全確定的、異常鄭重的相互義務的稱呼。這種義務總和便構成這些氏族的社會制度的實質部分。”(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》)于是,人們在承擔起各自在家庭中的義務的過程中,相互之間“知有愛”又“知有禮”,從而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親情關系。這種親情,有逐步升華為自覺的道德行為,從而產生了孝的觀念和孝的文化。 

            孝文化在夏商時期“由禮入法”,成為人人必須遵循的倫理規范。到了周期,孝文化有重大發展,確立了“以孝治家”和“以孝治國”的雙重職能?!洞髮W》中說:“治國必先齊其家”,“家齊而后國治”。東周時,孔子和他的弟子作《孝經》,對孝這種人類純潔美好的情感作了系統的精辟的論述,把孝上升到理論的高度,成了孝道。 

            漢朝是孝道昌盛時期。漢高祖劉邦認識到孝對穩定社會的極端重要性,他說:“父子之道,人道之極”,大力倡揚孝道。漢朝從第二個皇帝惠帝起,所有皇帝的謚號都冠一個“孝”字,以孝號召天下。漢武帝劉徹為加強中央集權,采納大儒學家董仲舒的建議,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”,把儒家經典提到空前的高度。漢王朝的治國方針就是“以孝治天下”,把孝從家庭倫理觀念擴展為社會道德規范,用“忠孝合一”去治國安民,從而使孝文化得到了極大發展,成為漢代以后近兩千年中國主流的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,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。特別是到東漢時,在《白虎通義》中把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的所謂“三綱”法典化,成為維護封建皇權專制的工具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妻之間的關系,在先秦儒家典籍中,是一種“君義臣忠”、“父慈子孝”、“夫和妻柔”的對應關系,此時成為絕對服從的關系。宋明時又出現“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”、“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”和“天下無不是的父母”、“天下無不是的君王”這樣的說法,越來越走向極端,愚忠愚孝愈加泛濫。 

            漢以后的南北朝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歷朝歷代,都把孝道放在極高的地位。很多皇帝親自向群臣和皇子講解《孝經》,有的親自撰寫解釋《孝經》的文章,有的命人將《孝經》譯成本民族語言。唐玄宗不但兩次親自注釋《孝經》,詔令天下,家家收藏,還親自書寫《孝經》,刻石立于太學。南宋時,宋高宗除將御書《孝經》賜給寵幸的臣子外,又將御書的《孝經》頒發給天下的州學。金元時,規定各級學校都要使用唐玄宗注釋的《孝經》。明太祖朱元璋認為,《孝經》是帝王治天下的大經大法,極力推行。清康熙皇帝時,刻出“滿漢合璧”的《孝經》。雍正皇帝時又規定儒童考試要根據《孝經》出題。乾隆皇帝為敬老大擺“千叟宴”,規模達到三千人。為了倡行孝道,各朝又制定典章法律,對不孝的行為給予嚴厲懲處?!稌x律》規定,對不孝之人處死后陳尸于市?!端迓伞?、《唐律》都把不孝列入“十惡”之中。清代規定,殺死父母的,不但處以斬刑,還要毀掉其全部財產,連此人的老師和地方官也要受到牽連。在大力提倡和嚴厲懲處的同時,各朝又進行了極其廣泛的宣傳活動。一方面是表彰孝子、孝女,對他們的孝行(包括愚忠愚孝)大加宣揚;另一方面是在各種啟蒙讀物中,普及孝的知識,向兒童、精通文墨者乃至沒有文化的農民、手工業者和城市市民宣傳孝道。在識字教育的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字文》中,在對兒童教育的《弟子規》、《神童詩》中,在對女子教育教育的《改良女兒經》、《閨訓千字文》中,在道德教育的《名賢集》、《增廣賢文》、《朱子治家格言》、《顏氏家訓》等讀物以及文學作品、地方戲曲、民歌民調中,處處滲透著孝道。元朝郭居敬編撰的古代24個著名孝子的故事《二十四孝》,更是家喻戶曉。在整個封建社會,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,把孝抬到了不適當的高度,大講愚忠愚孝,這是孝道傳承中的糟粕,是對孔孟孝道觀的曲解。因而,我們的態度應當是,取其精華,棄其糟粕,批判地吸收。 

            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統治,民國建立。孫中山先生曾說:“國家講倫理道德才能長治久安,孝是無所不適的道德,不能沒有孝。”當代哲學大家任繼愈先生在《談談孝道》一文中說:“‘五·四’以來,有些學者沒有歷史地對待孝這一社會現象和行為,出于反對封建思想的目的,把孝說成是罪惡之源,是不對的,因為它不符合歷史實際。”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極左思潮泛濫,更是把孝說得一無是處,孝子賢孫、孔孟之道,統統在打倒之列,把漢朝以來捧到天上的孝道,狠狠地踩到了地下。直到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,國人都不太敢談孝。究其原因,一是“五四”時期一些人的矯枉過正和“文革”當中的徹底否定;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,一些人重利輕義;三是一些人盲目學習西方,殊不知,這正是我們之長,西方之短。 

            在我們對孝道采取否定和疑慮態度的時候,孝道在海外卻得到了較好的傳承。港澳臺地區對孝道的認識和實踐,比我們內地要好得多。韓國、日本、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,對孝道更是珍愛有加。韓國百分之九十的國民認為,行孝是家和萬事興的基礎,也是做人的美德,只有在家庭中盡孝,在工作上才能敬業,對國家才能盡忠。孝道作為儒家文化的基石,在韓國社會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主導地位,浸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。在韓國,不孝之人被人瞧不起,無法社會上立足。新加坡極為重視孝道的教育,在小學生第二語言課本的18篇文章中,講孝道故事的就有8篇。 

            縱觀孝道傳承的歷史,使我們認識到,把孝道捧到天上或踩入地下,都是偏激的,孝道應當回歸到公民道德教育基礎的位置上來。萬善德為本,而孝道是一切倫理道德的基礎,足見其地位之重要。 


            參考書目: 
            1.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》(恩格斯著) 
            2.《中國古代孝道資料選編》(駱承烈著) 
            3.《中華孝道文化拾遺》(楊洪彬著) 
            4.《中國孝文化論壇》有關資料 

            (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會長 李寶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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